金融监管的五个前沿问题

本文对金融高管薪酬该不该限制，金融机构是不是越大越好，如何解决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不足以及问题机构的处理机制与金融危机中国有化的作用等金融监管问题进行探讨，指出金融高管的薪酬也应是金融监管的内容，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有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货币政策的需要，也是为了金融机构稳定的需要。

⊙谢平

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过去金融监管的理论和体制进行了很多反思。据我所见，有五个前沿问题和我们关系十分密切。

一、 金融高管薪酬该不该限制

对金融高管薪酬监管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怎么管？管了之后对金融业会有什么影响？最近美国、G20、英国都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过分奖励短期业务了，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做高管也就是5年、10年，为了个人收入的极大化，有可能去承办风险过高的业务，走了以后留下风险给后来的机构、存款者、投资者承担。所以，理论界认为现在金融业的薪酬体系过度鼓励投机行为，因此金融高管的薪酬也应是金融监管的内容。这个理论现在中国基本上也认可。

另外，上市银行股东对风险的容忍度，可能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说存款者的利益。因为有期权，金融高管的薪酬往往跟市值极大化挂钩，所以相关的激励机制有可能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而金融高管的人力资本怎么定价很困难。

二、金融机构是不是越大越好

现在有一种新的理论，认为金融机构不能做得太大。做得太大之后，就有大而不倒的风险，就会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大机构知道政府不可能让其破产，因为一破产成千上万的债权人会上街游行，于是其高管们就我行我素。

现在，人们对这个大而不倒的问题有了重新认识，提出当金融机构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应采取分拆的方法。同时，对混业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原来大家以为混业有协同效应，客户信息共享产生协同利润，美国ING和花旗这两个案子出来以后，对混业的问题又重新开始研究，觉得这不是最优模式了。有观点认为应把基础性业务和高风险业务分离开来。国内银行界的人士应该非常关注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给监管政策带来一些变化。这些问题，已经在G20的框架内加以讨论了。

三、资本充足率监管面临挑战

这对银行下一步的经营有很大的影响，资本充足率存在顺周期的问题，现在对流动性风险关注不够，银行资产中很多交易类资产和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偏低。因为我们现在规定信贷资产权重高，这样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非常不够。

现在对于交易类、证券类的权重的计算等问题都已有了很多建议，大大丰富了原来巴塞尔框架内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最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是广义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甚至包括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在逐步下降，相反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增加了。广义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不仅是资本充足率，而且是存款准备金加上存款保险，这样在银行清算的时候，这些构成了它的基础。

实际上，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比美国更灵活，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有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货币政策的需要，也是为了金融机构稳定的需要，这个理论的突破，可以丰富我们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手段上的多样化。

四、 对问题机构的处理机制

自从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各个国家对危机机构的处理手段和方法大大丰富了金融监管现有的内容。发现原来对于这种大的系统性风险机构的处理机制非常不够，很多事情根本就搞不清楚。当这个机构出现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资本金缺口有多大，而且发现原来的监管信息和中央银行的信息根本不够应付处理危机，所以不是钱给太多了，就是给得不够，或者是定价完全不合理。这次以美国财政部为首的美国的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理上发明了很多资本市场工具，如担保机制、对货币市场基金的保险，注资转股期权交易等。还有压力测试，试图通过一种模拟的方法，来探测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

最极端的一种方法，英国人提出来，干脆交一笔税，交易税或者什么税，让金融机构先攒一笔钱，等它死了以后拿这笔钱来处理。那么这个问题就冲破了我们原来金融监管的理念，原来金融监管的理念是，让这个金融机构好好地活下去，现在理念变了，不行就让他死，死了对大家也没坏处。这个理念的变化，对于金融监管是一种新的突破。

五、金融危机中国有化的作用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当中，普遍地使用国有化的手段，甚至连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登出了，美国要进入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思是美国突然之间都要国有化，连花旗都要国有化，这对金融监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突破，国有化成了救助大型银行的最后的杀手锏，成了一种特殊的金融监管手段。

为什么许多国家都会这么做，完全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不得不让好的银行国有化，而且连美国人自己都说，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有悖于美国精神，但是不仅美国，而且在欧盟，在很多国家，银行国有化的速度和进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而且把它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因为银行的存款者、银行股票的所有者和国家公民的投票权，三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所以说在民主制度上的民选政府，在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犹豫了，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选择救。这种选择由目前的政治体制、银行的社会性、银行的外部性所决定，这对银行的产权制度理论有深刻的意义。

至今仍然认为国家要控股大银行，不仅是中央，包括地方的很多中小银行，省政府、地方政府都有股权。政府在银行中的股权不仅是收益问题，对于银行的稳定起作用，这种稳定作用有社会性。现在大部分关于金融监管的文献，都已经承认银行国有化，作为危机处理的一种最后的手段是一个好的办法。国有化之后，银行就稳定了，存款就不挤兑了，政府的担保作用就发挥作用了，但是这样做对银行的效率是有损失的。这个悖论对我们未来探索银行的产权有很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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