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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1 18:29:39 阅读：次来源：冰枕厂家

问路未来十年国企改革：新角色的新探索

原标题：国企改革：新角色的新探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弹指35年，被赋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接棒。十八大后，履新总书记的习近平将离京调研的首站选在改革先锋省份广东，并在那里对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惟有了解改革从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处去。为此，我们撷取了财税、金融、国企、城镇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结改革的共识、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气。

趟路：国企松绑

在计划体制之下，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盈亏都由国家负责……是国营企业的经营写照。时任重庆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潘青山曾回忆：“当时的企业不仅在生产经营上没有任何自主权，就连建个厕所都要经过几次大讨论，最后还是没建成。”

为了使国企这个国民经济主体不再是没有地位的“小媳妇”，并解决其被管理体制紧紧束缚，运行僵化、供需严重脱节、效率下降等弊端。国家开出了一剂“放权让利”的药方，至此，国企终于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个别企业已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据参与者说，试点企业在完成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后，可从计划利润中最多留成5%，还可以从超额利润中留成20%。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于简单甚至是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创举”。

投石激浪。1984年3月，按捺不住的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要求把放权落实到基层企业，《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企业的呼声很快有了回应，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明确了“厂长负责制”。

还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于是“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成为国企改革的又一个关键词。

伴随着“两权分离”，承包制也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马胜利便是因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前张贴《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而红极一时的企业家，他主动请缨“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不过，虽然一批热血沸腾、干劲十足的马胜利们为“搞活国有企业”奋斗不止，但不能否认的是，第一阶段国企改革从伊始就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没有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改革，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单个企业，而且是效益差的企业。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国企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成了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减利、免税、停息”等“父爱主义”的救济行为。且对于那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则关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结果是效益差的企业没救活，效益好的企业也被累成了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在如火如荼的改革中亏损面和亏损额却不断扩大。

在很多人认为，贯穿整个80年代的首阶段国企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改革往往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每一次跌倒都成为国企改革中的宝贵经验。

纠错：抓大放小

如果说8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投石问路、试探前行的话，那90年代的改革可算疾风骤雨、翻天覆地。在这一时期，此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集中爆发，一时间，国企遭遇出售、破产，员工则因“下岗”哀鸿遍野。“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上任国务院总理时的“履新感言”，也折射出当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艰难。眼看大批中小企业生存无望，国家铁腕推出“抓大放小”战略，也正是这一折射出舍与得东方哲学的政策，让国企改革得以轻装上阵。

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90年代，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试办经济特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我国初步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竞争，但相较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的如鱼得水，刚刚被推向市场的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加之国有企业背负包袱多、冗员严重等历史问题，在1992年之后的近10年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中小企业深陷亏损漩涡。

在这一背景下，催生出了“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政策和著名的“抓大放小”战略。在“抓大”方面，国家确定了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的方案，原国家经贸委与企业建立了联网的信息系统。对1000户重点企业的300家明确主办银行、落实经营资金。针对“放小”国家也出台了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进而掀起了一股兼并重组、破产和出售风潮。此时国企破产已经从80年代后期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石破天惊，变为常有发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抓大放小”思路下，大批国企特别是地方性国企，通过出售或MBO（管理层收购），变身民营。然而，业界很快对此举是否导致部分国企资产被侵吞的质疑声渐起。直到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指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赚足眼球的“郎顾之争”也再度掀起各方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

事实胜于雄辩，从1992年起历时十余年的改革中，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在这场国退民进中，国企改革形势急转直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厉以宁的名字开始受到关注。其实，早在1980年4月，厉以宁就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构想。不过，这个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响应。

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从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认，用了整整18年。

很多人都还记得，在最困难的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仅213.7亿元。此时的国企改革被称做“最难啃的骨头”。不过，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中国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奔驰上路。

前行：垄断之殇

美国荒诞新闻学教父亨利·汤普森曾说：“一个时代的能量会在一阵耀眼闪光之后趋于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当背靠政府大树、坐拥垄断资源的国企越来越强壮，民资除了抱怨自己的弱势地位以外，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谁都知道，一个人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果国企继续依赖垄断挤压其他非公经济，那损害的将是整体国民利益。

生来奔走万山中，踏尽崎岖路自通。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匾悄然挂上，被业界认为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有经济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起点。最新一轮国企改革也以国资委的成立为发轫。

“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首任掌门，他所面对的是既要管好近15万户国有企业、近20万亿元国有资产、4000多万职工，还要重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体系、开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路径等诸多挑战。

但依靠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多年的改革经验，自2002年起的十年间，央企通过整合重组，最后集中为100多家。资产总额从7.13有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税后利润从3006亿元增加到9173亿元。年均国有资产值增值率达到115%。不仅如此，受益陆续实行的经营业绩考核与年薪制等新机制，近十年来，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达到43家，加上地方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达到64家。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企成为中国经济抗冲击的缓冲器。

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颇为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曾做了8年国企“老板”的李荣融，其为央企设计的发展路径，就始终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等批评。

特别是2006年，国家出台了一个产业清单，规定国有经济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在这些行业中，虽然有限的几个国有企业之间可能会形成竞争，但由于限制新的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因而受到保护。还有一些“基础或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对这些产业，国家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很多业内专家都直指，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清单涵盖面过宽，而其中很多产业完全可以放开市场竞争。

不过，从国家层面来看，从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非公经济36条”开始，就一直尝试做到所有制面前人人平等。但面对把控大量国家资源的国企巨无霸们的强势竞争，势单力薄的民资几无还手之力。对此，民众指责国企垄断之声渐高，这也迫使国企再度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重新思量进退的节奏。

当国企不用再思考“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接下来要实现“大而强”并摘掉垄断帽子，恐怕还需要其在市场化道路上继续求索。记者肖玮/文贾丛丛/图李烝/制表

问路未来十年

国资何时与民共进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直破浪前行，然而，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却出人意料地陷入了舆论困境：从垄断到腐败、从低效到高薪，国企屡屡遭遇外界诟病。当曾经执掌国资委8年的李荣融反复强调，市场中的各种主体应该享有公平的待遇，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何时才能实现。

■ 不靠垄断行不行

近几年来，很多人几乎将国企和垄断画上等号。确实，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背后的东家为政府，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在获取财政资金、银行贷款、政府扶植和倾斜方面，均显现出强于民营企业的优势，这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公平的。

在很多领域，政府资金大规模扶植国有企业，甚至是强行给一些经营不善的国企背书。一个多次被引用的例子，在金融危机中，数家国有航空公司就曾经获得了数百亿元之巨的资金补贴，民营航企只能自生自灭。于是，有些声音甚至将国企比做横亘在中国经济前行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提出应不断削弱国企，甚至彻底私有化。

当然，国企全面退出的观点太过偏激，但体量不断膨胀的国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尤其是近几年，国企的垄断程度日益扩大，资源亦向国企集中；民营企业则面临众多阻碍，特别是资金来源等方面，生存发展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在经济形势好时，国企与民资的竞争并无不妥，可一旦遇到金融危机，民企往往成为被牺牲的一方。2009年，国企山钢利润为27亿元，而民企日钢利润则超过60亿元。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如果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并购重组，日钢更有资格收购山钢，但最终日钢却被山钢收入囊中。

有人戏称，在很多领域，民营资本与国企的关系很像“陪太子读书”。还有人形容在国企穿高跟鞋，民企穿平底鞋这一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双方很难做到共进退。那么，在新一轮改革即将开启之时，“国”与“民”什么时候才能并肩上路呢？

■ 是否应上缴更多红利

除了需与民资平等外，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也被认为应对国民承担更大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就曾在“两会”上拍案而起，指“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就应承担起管家的责任。你不能占尽政治、资源、市场竞争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穷人”。

其实国企应惠及全民的理论并不难理解，从字面上看，国企产权应属于全民，但截至目前，国企的经营状况持续向好，可绝大部分民众对此只可远观。

民众对于国企不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有企业的财富在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很容易转化为内部人士的高薪、奖金和福利。另有分析人士认为，国企与当地社会平均薪酬水平之间的差距、国企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之间的差距、不同国企之间薪酬水平的差距是最显著的三个“失衡”。这些症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国企挤破头、民企人难留”等怪象。

关于国企利益全民共享的模式，现在尚没有定论。国外部分国家的国企一般都将红利缴纳给国家财政部门，放入公共财政的“大盘子”里，而中国如何实现将国企红利还利于民亟待探讨。

■ 到底如何分类管

国企分类管理其实是打破国企垄断所衍生的问题，因为一旦国企垄断优势不再，其如何生存，国家如何管理将成为关键问题。近两年来，各方对于实行国企分类管理呼声很高，这一方式的核心是对公益性国有企业、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分别对待，最终使国企从竞争性市场中完全退出。

具体而言，商贸、建筑等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必须通过改制逐渐退出；金融、保险、证券等由央企垄断的金融行业，要对民间资本逐步开放，实行国企和私企的公平竞争；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不但要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还要探索符合国情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其实很多人都坚信，国企从竞争领域退出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平衡因退出引发的利益调整，因为现在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尚可赚得盆满钵满，当有利可图时，让企业心甘情愿退出并不容易。而非竞争性国企的转型，也需要探索科学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

当然，对国企实施分类改革尚处于探讨阶段，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再来讨论国企放弃利润退出竞争领域，那是不是又回到了改革最初的路，这么多年的改革都白做了？可以说，国企到底该不该分类管理以及具体方式还有待管理部门给出明确说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11月

十七届三中全会

2012年

国资委出台规定，民间投资主体可通过出资入股等形式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6年

国资委开始加大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力度

十五届三中全会

2003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

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6年

国家经贸委宣布“抓大放小”

十三届三中全会

1991年

山东诸城市探索国企产权实验，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将国营或集体企业出售给个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80年

《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发布

1979年

首钢等8家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