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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主义道路

发布时间:2021-01-25 10:19:11 阅读: 来源:冰枕厂家

吴敬琏:中国不能再走新加坡式威权主义道路

在早期阶段,如果说在20世纪我们学新加坡,用俄国式威权主义治理国家比法制要先进。所以我们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这一套,以至于拓展到整个苏南地区,这个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21世纪不对了,因为它已经发现这个不行了。

吴敬琏对话“80后”  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3日与众多80后年轻人展开对话,回答提问。  吴敬琏在回答学生问题时称,中国不能再走威权主义发展道路。吴敬琏以新加坡举例说明。  他称,新加坡大致上是福建省的移民组成的,但是在英国殖民时代把西方的法制框架引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威权主义的法制国家,一方面国家政府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它还要走法律程序。在新加坡,反对党的领袖往往被起诉,往往被判,领导人的攻击诽谤罪赔款赔的倾家荡产。这些东西它在追赶时代,看不大出来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但是21世纪不对了,它从一个追赶者变成领跑集团的一名成员,就是说它需要原始性的创新。用政府来指挥你来干这个你来干那个,这个不行,这个需要有创造性,需要减轻束缚。到了20世纪他们的领导人确实是比较有眼光,他发现这个不行。90年代的调查,大概有70%以上的人希望移民。所以他就提出,在信息时代要发扬的是企业家,发扬创造精神。  以下为文字实录:  嘉宾:吴老师,周老师好,我是陈婉欣,哈弗大学大四的学生。我想针对改革提出深入基础理念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现在关于改革有两方面的方向。一个是民主性的改革,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像吴老师昨天你也提过。但是据我所了解,这两种模式的改革在西方有一个文化性的支持,也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作为一个理念性的基础来推动着不管是政治民主上的改革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据我们所知在中国传统理念当中是不太提倡个人资本主义精神,反而是集体观念更重。在没有这种精神理念支持之下,中国如果想要推进不管是民主改革还是自由市场,它会怎么样解决缺乏这种理念支持的问题?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像西方那样建立这样的一个自由主义精神的理念,中国的改革又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谢谢!  吴敬琏: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一个很好很严重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国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传统,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在发展的时候,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些观念就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陈独秀写的《罪案》那篇文章,新青年做的事情就是把两位先生请进来,赛先生和德先生请进来,把科学民主请进来。这也支持了西方现代化,是这个理念的支撑。这个理念的支撑有更深刻的来源——基督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东方国家,江泽民那本书跟西方宗教理念是冲突的,东方不可能在这种理念下实现现代化、近代化的。  可是战后,二战后出现了新的例子,比较突出的例子日本,《日本为什么成功》就讲了儒教是可以支撑日本的经济化的。日本的成功,以及到现在为止,像中国来说也是这样的。可见东方人也是有可能的使得自己的传统文化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但是很不幸,我们东方国家改革非常困难,包括日本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另外一个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大致上是福建省的移民组成的,但是在英国殖民时代把西方的法制框架引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威权主义的法制国家,一方面国家政府强大有力,另一方面它还要走法律程序。我在新加坡也待过,反对党的领袖往往被起诉,往往被判,领导人的攻击诽谤罪赔款赔的倾家荡产。这些东西它在追赶时代,看不大出来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为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善于学习,又具有效率,别的国家是怎么走的它能掌握。所以威权主义的政府还是可以有效地支撑经济发展。  李光耀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那一套不行,我们亚洲价值观比它搞的要好,用儒家的思想来治国。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使得全世界关心亚洲发展的人都震惊的一个言论,就是在2000年达沃斯会议上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信息时代,儒家思想已经落后了。我们这里比较闭塞,很多人还再说我们应该学新加坡。但是在早期阶段,如果说在20世纪我们学新加坡,用俄国式威权主义治理国家比法制要先进。所以我们在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这一套,以至于拓展到整个苏南地区,这个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21世纪不对了,因为它已经发现这个不行了。发生什么变化呢?它从一个追赶者变成领跑集团的一名成员,就是说它需要原始性的创新。用政府来指挥你来干这个你来干那个,这个不行,这个需要有创造性,需要减轻束缚。其实早在90年代我在新加坡国内政治研究所工作,90年代他们内部的调查已经知道,专业人员都觉得太束缚,不愿意在新加坡待。到了20世纪他们的领导人确实是比较有眼光,他发现这个不行。90年代的调查,大概有70%以上的人希望移民,就是专业移民。所以他就提出,在信息时代要发扬的是企业家,发扬创造精神。  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对我们知识分子影响是很深刻的,只不过从历次政治运动把这些观念都看作是反动观念,对于这种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的所谓普适价值,前两次都有争论。很多东西都说是反动的,这并不是上边的命令。像我们经历了历次运动以后,好像深入了我们的灵魂。虽然我们有启蒙的需要,老一代你可以看看王元化先生的著作,叫“新启蒙运动”。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代表可能资中筠,去年出了她的“简记”,五本,很好看。她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所以新的观念正在启蒙。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了一种旧体制的一些观念占上风的。所以自由亚,民主呀,普适价值,理性呀。普适价值是西方国家的或者颠覆各种手段等等,但是你看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十八大的叫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普适价值想说的话都在里面。所以这还是在一个争论在两种迷一样的。  对于中国自己来说,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要更深入了解中国。对于外部人也是一样,不要看到现象,要深入了解一下内部的机理,包括人们的思想理念。

吴敬琏:摊大饼式发展造成环境污染  嘉宾:你好吴老。我叫肖晗,我是做公益性质的私募股权基金,主要在节能环保这两个方面。我这个问题是上个问题的延续,请吴老预测一下二十年后,我们在座的各位80后在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中国能变成什么样子?谢谢。  吴敬琏:什么方面?  嘉宾:比如说经济、政治、文化方面?  吴敬琏:这个很难像算命一样算出来,即使做经济预测,他通常也是说有不同的方案,高中低。但是不同的前提,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政策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会到了某个时点一定会发生什么,包括环境变好变坏的可能性都有。因为世界很复杂,比如说PM2.5的事情。现在其实很好,因为在前年开始发生一场大争论,美国领事馆公布北京数据以后,我们有一些政府的发言人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发布中国的PM2.5,我们有一个报纸叫《环球时报》说:中国环境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不能看美国人的眼色。政府是这个态度。民间有人组织起来自己测,自己测的数据相当高,可能比美国公布的数据稍微高一点,接近。所以到2007年年底北京市环保局确定公布数据,公布数据加上实际,一月份四次PM2.5的爆表到了最高线上边,据说到了500最高了,但是它超了。现在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这是一方面。  但是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高呢?要说我们大学毕业到北京分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到秋天、冬天,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怎么会这样呢?它不光是某个人思想有问题,整个人经济系统和城市系统出了问题。现在看到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燃煤,一个是尾气。这个怎么来的呢?要说你烧煤,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烧煤的更多,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当然四环外还是可以烧煤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因素,北京城摊大饼摊得太大,中心城区有两千万人。除了第三世界好像没有这样的城市。那么它又是怎么来的呢?过去我们在解放初期想摊大饼讲的是上海。北京摊的大饼比上海厉害。现在摊大饼正在方兴未艾。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许多副省级城市都在摊大饼。如果都摊大饼,不管烧煤不烧煤,恐怕空气的污染很难治理。  就说尾气吧,这么大一个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那么长,全城就变成一个停车场,不断地停车启动、停车启动,这就很难办。我们原来看就是堵车。你现在还有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尾气排放。堵车采取了很多办法,例如限号,限号的结果,我们那个院,我们师范大学的院改革开放初期头十年没有人有私家车的,现在限号以后开始有两辆了。所以它有一些很深层的问题在那里。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分析这个深层的问题,主要是它的体制上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明年我们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它明年会进行比较大的改革,今年要设计划。按照去年十一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在今天晚一些时候要拿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现在一些研究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讨论,向我们政府提出建议,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积累的问题太多,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以就需要抓住那些具有关键性的,明年能够推出。根据过去的经验。你看我们在90年代初期经济非常地困难,后来90年12月的时候邓小平说还是要搞市场经济,1991年准备了一年,在92年的时候,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制定了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50条决定”。50条决定确定了重点,所谓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五个重点:财税、银行、外汇、社会保障、国企。从1994年开始退出。到2000年就把这个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这就迎来了我们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寄希望能够对改革有一个大步的推进。  那么如果能够实现,我们各方面从经济发展,从人民生活提高,从环境的改善,从共同富裕,这些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进。  从1990年初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想不到,估计全世界的人都想不到,中国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变成现在这样子,所以还是有信心。但是很艰巨。从思想一直到一些实际的利益,这个推进改革都不容易。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思想理念有偏差,某些利益又使得我们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有点缺少,有些事还会恶化,有一些好的口号甚至办坏事了。昨天辜胜阻先生讲的,他讲城镇化,城镇化弄不好的话,播下的种收获不到什么。于是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吴敬琏: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谢谢田源,有些过誉了,我们的改革大关还没有过,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重,还很艰巨,我今天想讲一个跟前面的不太一样的,就是比较枯燥,比较严肃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改革要开新局,我想开新局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怎么能够建立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讲这么一个问题。  自从“十二五”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在今年晚一些时候,人们猜测就是在三中全会的时候,能够提出明确的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那么自从“十二五”提出这个任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3年要提出这个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以来,官方的和民间机构都在热烈的讨论,我们总体规划应该包含哪些改革项目。就拿“经济50人论坛”来说,前一个时候的开会,大概提了有二三十个项目,当然下一步50人经济论坛它要进一步梳理,就是要从这些几十个里面选出一些。改革它不能单向促进,所以需要配套,但是我们现在积累的问题又非常的多,也不可能四面出击,什么都来,所以就需要在这里面选出一些最重要的互相关联的,叫做按照1993年设计那次总体规划的时候的说法,叫做找出最小的一揽子改革。   吴敬琏:用一个什么办法在研究呢?大家比较中意的一种办法就是从问题出发,看我们现在社会上经济上,存在哪些重要的问题,然后去追寻这些重要问题的体制性的原因,然后来确定我们要走哪些改革,然后把这些改革聚拢起来,加以筛选做出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改革的设计,上一次这样做的结果,从94年开始整体推进的改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直到现在也许还在吃1994年-2002年那一次一揽子改革的成果。  在这个讨论当中有一个问题进入了我们的眼帘,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就是说它还不能够称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在讲到现行体制缺陷的时候,大家都认识到大概有三个主要的缺陷,或者叫三个短板,第一是市场没有完全的形成,它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个大家也认识到了,就是它的产权基础,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像我们的土地产权,就是许多问题的根源,第三个问题,就是缺乏竞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比较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认识到建立市场保护产权的重要性,但是在刚才讲到的第三个问题上,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个建立市场,制定一个明确的得到法律保护的产权制度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做,但是往往忽视了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  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了弗里德曼,他在198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一段话,那天我们论坛的几位到我家去看我的时候带来了我们几位送给我的书,叫做《市场的力量》,让我写两句话,我马上就写了这么两句话,市场赋予力量,竞争带来繁荣。为什么我写这两句话呢?就是因为我想起了88年弗里德曼讲的这段话,弗里德曼1988年先到上海,之后到北京访问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跟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会谈,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我特别认为他不但跟我们国家领导人做了会谈,而且他有一个书面的备忘录,这是一个非常精采的一个,很可惜现在好象回忆这段的人往往忽略了他这个备忘录,他在他后来出版的,他们两位的那个自传里面,是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他那本自传叫做《两个幸福的人》。这段话是跟我们现在讲的主题有关的,就是说他在上海的时候讲了四句话,在北京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热衷于讨论这个私有化的问题。但是他在这个备忘录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谈话里面解释了,就是这么一段话:“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含义是对国内外的资源进行公开竞争。”他接着在解释的时候就说了,他以前当过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印度有私有化,可是没有竞争,所以印度的经济在那个时候发展的非常不理想,我们知道印度的改革是从90年才开始的。所以我想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他是从一些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问题的,所以他能够看得很深,把这个问题看的很深。  但是在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即使赞成市场化改革的人,对于什么是市场和市场经济也常常有误解,比如说经常的一种误解,就是说只要是东西在市场上买卖,这就叫市场经济了,这就叫市场机制了。其实经济学对于什么叫市场经济,它的原理其实是说的很清楚的,市场机制为什么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市场机制为什么能够形成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呢?它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就是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所以只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形成这个价格信号,那么才能够实现市场所有有效的机制,才能完成它的职能,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年代起就开始在文献上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就是我们的市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制度是在党政领导的驾驭之下的。以至于出现这样矛盾的词儿,比如说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它就不叫市场经济了。因为它的价格信号是扭曲的,它又不可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所谓兼容的就是说每一个经济行为者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取得的报酬是一致的,这就是兼容的,否则就变成不兼容的。于是就会出现许多扭曲,所以当时在90年代中期,我们改革取得很大进步以后,许多不好的现象也出现了,不好的现象有人把它解释为这都是因为市场化造成的,实际上这不是因为市场化,而是因为权力控制了市场交易造成了扭曲造成的,但是在思想上有许多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最近这几年的大争论,就是中国出现了这些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化,还是因为反市场。   以至于说应该发展支持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实行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去控制国际经济命脉去争论,改革三十年以后还继续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跟许成钢教授,他回国,跟我讨论我们改革的进展,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许成钢就把这个话告诉他爸爸,就是许良英教授,他大为赞赏,我们都知道许良英教授,不管当年他在地下党领导浙江大学的地下党的时代,还是在后来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时代,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过于严格的人。所以他对这句话的称赞使我自鸣得意。  后来我读了约翰?麦克米兰教授的这本书《市场演进的故事》,它这里面写了很长一段,什么叫市场?什么叫市场经济?我觉得我那个是停留在一个感想上,而他说了一个事情的本质,就是任何在权力之位下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绝不是市场交易,他说不管是买卖双方一方有行政上的控制权,还是买卖双方都被一个更高的行政权力所控制,都不叫市场交易,所以权力支配下失去了竞争性的市场,只是一种貌似市场的假市场,或者张维迎教授在本世纪初期讨论中国股市说的那句话,它是一个寻租场,它不是市场。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我们是一个企业家的论坛了,就讲到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很深的官方文化的历史背景的国家,现实情况看,政府又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的企业家都被迫的,或者是自觉的走上了一种结交官府寻租的道路。但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延续过去三十年这样的一种蓬勃发展,这种势头我们要推进我们的改革,我们企业家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一定要抵制这种恶劣的败坏商业文化的风气,投身到完善市场的改革中去。所以我呼吁我们的企业家不要去寻求特殊的政策优惠,而应当努力争取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的建立。  在这样的问题,其实社会上各界人士,包括企业家在内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在政府,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中也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正确的方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十六大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要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部分等等。十六次代表大会有一次新的提法,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国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些认为要让国有经济保持它的控制地位的人们常常引用这两个毫不动摇来表明,比如说国进民退是正确的方针,所以这就引起一些思想上的疑惑甚至思想上的混乱。那么,社会各界人士就希望能够进一步明确到底我们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方针,来对待国有企业,来对待民营企业,所以不管是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在主要文件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学界的人士对这个都提出了一些要求,那么我们看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就在两个毫不动摇后面加了两句话,一个就叫坚持平等保护物权,一个叫做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两句话以后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显然党政的文件里面已经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但是这一点实现了没有?看起来没有,没有完全实现,甚至没有实现,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改革要开创新局,在开创新局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把这个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放到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制定的总体规划路线图里面去。在我看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要完善我国的市场体系就应当着力的进行以下一些改革。  1、就是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  2、就是放开各类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  3、要明晰市场的竞争规则。  4、反对垄断,强化竞争。  5、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加强合规性监管。  这些意见提供给诸位参考。谢谢大家!

胡祖六:中产阶级会成为社会中坚群体  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2013年2月22日-24日(正月十三-正月十五)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改革开新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在论坛表示,中产阶级在未来应当并且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坚群体,培育并壮大中产阶级非常重要、非常急迫。  以下为胡祖六发言实录:  胡祖六:尊敬的吴老师、刘主席、各位理事、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刚才听了很多嘉宾的精彩的演讲,我想简单的讲一个题目,就是“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亚布力是中国企业家的论坛,我们在历届论坛都曾热烈的讨论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作用,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理论,支持这个结论。我们中国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在座的企业家成功创业的故事,案例的支持,所以关于企业家至少在这个大厅,我们是有强烈的共识,所以今晚我想讨论的不是企业家,这个还是相当一个少数的群体,而是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未来应当,也必然成为中国经济的和社会的中坚的群体,就是中产阶级。历史上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发展相辅相成、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洛克菲洛成功的奥秘就是让每一个人点得起燃油灯,伏特就是让普通家庭能开得起T型的汽车(行情专区),在我们国家有关收益分配和如何实现内需的拉动成长,有一些讨论中,人们往往把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悲观的情绪,一提到收益分配,基尼系数,结论是否就是要杀富济贫,社会的仇富心理更加激化,富人包括成功的企业家们也可能会感到高处不胜寒。一提到内需,就讲到广大的低收入民众缺少基本社会保障,对于未来信心不足,因此私人消费永远上不去,中国靠内需的战略一定不可能成功。毫无疑问,收入分配的格局与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杀富济贫,甚至不是单纯为了追求降低所谓基尼系数,而是只有一个,培育壮大中产阶级,有了健康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收入差距的变化其实无关紧要,社会仍然趋于稳定,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可以成功。所以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成长,中国是否能够平稳的进步,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可以成功。所以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成长,中国是否能够平稳的进步,中国能否转型为一个民主,法制人民赋予和幸福的国家,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在未来20年能否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按收入水平来辨别划分中产阶级,而社会学家就喜欢用教育文化水平,或者职业来确定中产阶级,因为收入是一个不断变化,是一个变量。  除了收入水平这个可观测的尺度以外,中产阶级的演变,也是受生活的水平,生活习惯,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有自身感到比较满意的工作,较高稳定的收入流,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收入,可以自由的支配,包括按个人兴趣域爱好,进行旅游,体育娱乐,文化等等方面的消费和支出。第二,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物质与金融的资产,与房屋,汽车,珠宝首饰,退休金,健康保险(行情专区),银行(行情专区)储蓄存款,股票债券等投资余额,讲到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献中,拥有住房,比如说在北京和上海,你想成为中产阶级就一定要能买得起房,各个国家之间消费习惯的差别,联邦德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广大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住房的私有拥有率并不是太高,即使能够租得起房,不要超过当前收入现金流的三分之一去租房工房也是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第三,大学以上,教育水平,并具有专业技能,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遵循法律与公共秩序,并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中产阶级的构成与来源其实非常广泛,广大的中小私人企业的业主,绝大多数引起薪酬或者自我雇佣的专业人员,比如说工程师、律师、警察、会计师、教师、新闻记者,中层公务员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济收入水平作为一个客观的可观测的量化指标,收入最多只能够维持温饱,或者不能够维持温饱,那肯定是贫困阶层,或者是下层阶级,而收入水平可以保证小康生活水平以上,在5%人口之下的人群可以定义为中产阶级,2012年中国人均DGP刚好是6000美元,我把年收入超过人均GDP两倍的收入水平可以定义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12000美元,做一个对比,美国在税前年收入是在10万美元以上,中国约有25000亿,25000万中产阶级,占城镇人口约38%,就是三分之一,占总人口18.5%,还不到1/5,这个阶层的家庭基本上拥有住房,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绝大多数甚至受过大学教育。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菱形社会,中间大,两头小,这是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但是目前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金字塔型是几乎所有社会的典型结构,在南拉美,南亚,中东,大部分国家都是这种结构,而美国、日本、欧洲的中产阶级都是占80%以上的,香港新加坡70%以上,韩国台湾60%以上,因此中国尽管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中产阶级的比重依然很低,还很薄弱。  培育壮大中产阶级非常重要,非常紧迫,奥巴马在连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国情咨询之文里面,就以振兴巩固美国中产阶级作为他演讲国策的主题,无独有偶,在十八大结束的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的更好,生活的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未来的美好的蓝图,就是一幅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的蓝图,中产阶级很重要,因为他们是私人消费的引擎,具有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内需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滥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中产阶级是人力资本的词库,中产阶级的成员大都出身于,或者出身于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因为有几乎受到比较好的教育,有安全感,因此其中往往涌现愿意创业和冒风险的人,即使看比尔盖茨,就是美国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父亲是一个律师,住在西雅图一个非常好的郊外,所以他从小就能够去玩电脑,做软件,巴非特也是一个来自典型中产阶级的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个股票销售员,曾经当过一届国会议员,但是主要是一个股票销售员。马克扎克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心理学家,所以也是典型的十足的美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拥有财产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追求公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喜欢社会动荡,不愿意从事暴力行为与激进的政策革命,但倾向支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与政治民主建设的改革,中产阶级是环境生态的保护者,刚才刘主席特别谈到这个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产阶级由于收入教育水平较高,重视生活的品质和健康,因此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空气和水的污染,缺少容忍度非常的敏感,他们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并对政府和商业的环境影响进行认真的监督。最后最重要的一点,中产阶级是法制与恩自由的追求者和捍卫者,中产阶级拥有财产,重视法制,对保证财产权利有较强烈的诉求,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识,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有较好的认知,注意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他们还有社会正义感,关注同情穷人的近况,源于负担只在保证穷人最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和转移支付,但是作为那些人他们也自然关注政府的透明性,关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容忍浪费、腐败、以权谋私,希望有一个廉洁高效率的政府。因此,中产阶级是中国成为法制与民主社会的必要基础。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活力的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和创业、创新,而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培育壮大企业家,重视培育企业家,壮大中产阶级。谢谢大家!

冯仑:民营企业家要有妇道守本份  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以下是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发言实录。  冯仑: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看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讲话,我一直在看大家就是究竟民营企业的姿态,姿势,是个什么样姿势是最合适的,所以我就想到妇道,我就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读中学时候的一个故事,然后我来讲一讲我的看法,我在中学,我在西安读的,有一个夏天,那时候文革,夏天的时候我去看我的老师。一个班主任,我们的老师姓苏,他隔一个门有另外一个老师是教语文的,姓李,李老师。我过去看他的时候,夏天很热结果有一个妇女坐在她的门口,穿着衣服,陕西那个地方夏天还是很热的,她穿得非常的严整,长衣长袖,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那儿,也不说话。我到了老师那儿问了一句话,我说孙老师边儿上那个女的是谁呀,她这么热的天气为什么要坐在门口,这很奇怪,而且显然也是出汗,我们那个老师就告诉我,他说这就是陕西人的规矩,这叫有妇道。他说陕西农村,李老师的太太叫老婆,李老师的老婆是一个乡下人,在陕西乡下人的妇道是什么呢?就是丈夫不在家,夏天的时候太太是不能够一个人在家的,穿着汗衫短裤,尤其是不能走来走去的在里面晃悠,这个事儿就有嫌疑,所以最保险的一个方法就是穿着长衣坐在门口等丈夫回来。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故事,一直在我印象里就是陕西农村妇女的一个标准姿势,叫做守本份有期待,我觉得民营企业当下就是这样,守本份有期待。守本份是什么呢?管小事儿、管自己的事儿,不管大事儿,就是本份。  有期待是什么呢?期待像经济学家,政府,大家的把大事儿管好,丈夫按时回家,然后说一些家里的话,而不是说一些外星人的话。我们李老师的太太,我相信她期待丈夫回家一定不会来了以后,给他一个美国式的拥抱,再加上法国的浪漫一吻,回家以后肯定就说你来了,来了,然后回家,接着把饭做了,做完了关灯睡觉。我相信她的期待是有一个行为,民营企业的姿势最重要的就是守本份,有期待,而我们期待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跟我们整体的行为共识和逻辑是一致的,这个社会就能进步。  刚才讲到的,特别是王石企业家自我的一个改变,这个我觉得也是本份的一部分,原来的本份只是挣钱,现在我们要改变自己,包括马云讲的,就是企业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小事儿管好,同时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主流的价值观和行为的越来越成为大家的一个角色的榜样,这样社会才能够更加好的进步,这样经济学家想的这些大事儿,自然我们就不用太多的操心了。  最近我自己有两个经常会想起来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让我很震撼的方面,那天我在看书,我老婆就让我说老公你来看,我到电视上一看,没什么好看的是日本地震,然后看到从城里逃出去、车排得很长,但是不乱,就是对规则的尊重。  现在谈那么多改革,无非就是改规则,但是如果改了之后你根本不尊重的话,36条,360条又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到政府的底线,政府的规则在哪里,然后大家认同它,怎么样找到,我们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的规则在哪里,然后从心底里面接受和认同它,哪怕对方这条路是空在那里的,你也不需要去走,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只谈改革,然后都只谈去改别人,而不讲我们要形成一个全民的共识,然后大家坚守形成这种共识的话,最后可能会越搞越乱,问题会越来越多。这是我经常会想到的一个画面。  第二,最近我听到一个数字我自己也蛮惊讶的,随便大家算一下,就是1.01×365次方,每天×1.01,365天之后它是多少。另外一个数字0.99,也是×365次方,大家算算是多少。我没记错的话,1.01×365次方以后就是37以上、37倍,0.99×365次方之后几乎就没了,差那么一点点。但如果你每天去做就不一样,所以我以前总觉得我自己不大会说话,说的少做的多,现在我才发觉跟马云比,他才是说的少,做的多。因为跟他做的那个比起来,他说的还太少了。  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勉励,去年是复星20年,我在反思批判自己,我觉得我其实在公司的管理上和为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事情上,都是说的多,做的少,说又说的不够好,做又做的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改革,无论是对内对外,继续努力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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